宁波加快市域治理现代化的对策建议信息来源:市发展研究中心  发布日期:2022-07-28 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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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市域治理现代化是实践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单元和重要突破口。市域治理成效,事关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和国家长治久安。高水平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将为宁波当好浙江建设“重要窗口”模范生奠定扎实基础。

  一、现实基础

  (一)市域治理基本面指标全面向好

  近年来,宁波积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工作,聚焦关键处、打开突破口,坚持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时代特征、符合宁波实际的市域治理现代化路子,各项社会面指标全面向好。

  一是社会治安、生产安全态势稳中向好。2019年全市刑事案件立案数和道路交通事故全口径死亡人数分别同比下降7.9%、29.6%,各类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同比下降43.5%、40.4%。

  二是信访形势平稳有序。2019年,全市信访来访总批次、人次分别同比下降4.7%和17.3%,非访数量同比下降95%,进京非访保持“零记录”,人民群众安全感和对社会治安满意度分别同比提升1.38和1.76个百分点。

  三是市域治理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同步推进。宁波连续11年入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实现省平安市创建“十四连冠”,夺得省“平安金鼎”,全国法治乡村建设工作会议和全国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工作会议相继在宁波召开,推广宁波社会治理经验。

  (二)市域治理基层基础基本能力建设不断加强

  近年来,宁波坚持共建共治共享方向,聚焦影响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突出问题,加强基层组织、基础工作、基本能力建设。

  一是构建基层治理协同平台。率先在全省建成“宁波市基层社会服务管理综合信息系统”,纵向形成市、区县(市)、镇街、村社、网格五级流转处理机制,横向实现“警务通”“流管通”“平安通”等系统集成融合,2019年通过系统共处置社会治理事件390余万件,事件处置率达99.5%。2020年“战疫”期间,全市网格员累计走访排查1461万户次,排查化解突出矛盾纠纷涉稳信息2.7万条,协助排查境外输入类事件2652起。

  二是强化社会治理基础工作。培育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每万人拥有法人社会组织数量达到11个,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多。涌现出公益街“善集”、慈善综合体“善园”、江北区“北鸣轩”、北仑区红领之家和“社区司法矫正”等一批示范性、特色化的组织和项目。加快推进乡村治理,探索形成“村民说事”“小微权力清单”“四个平台”等多项制度和做法,逐步构建起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体系。

  三是推进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基本能力建设。在全国率先探索推行医患纠纷、交通事故、劳动争议等专业化调解模式,出台全国首个医疗纠纷预防处置地方性法规,交通事故纠纷、医疗纠纷和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工作模式探索出一套“宁波解法”。县级矛调中心全面完成组建,积极引入各类调解组织和社会力量,强化品牌调解工作室和调解员队伍建设。

  (三)市域治理智能化发展态势逐步显现

  近年来,宁波依托数据整合和网络平台,打破行政壁垒和信息孤岛,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深化社会治理领域“最多跑一次”改革。

  一是加快基层治理创新。余姚首创的“移动微法院”使诉讼案件办理从“让当事人跑”向“让数据跑”转变,已正式升格为中国“移动微法院”,在全国推广应用。

  二是推进预测预警预防。市级社会治理工作中心联通整合31个部门数据,统一建立标准化共享平台和信息采集终端并延伸到村(社区),全面掌握基础数据、处置情况和热点问题发展态势,并进行数据分析、形势研判。

  三是强化治理科技赋能。围绕风险隐患防范化解,加快总结精密智控平台建设应用经验,加速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和“城市大脑”建设,努力实现“一网智控、一网通办、一网统管”,让城市更智慧、治理更有效。

  二、存在问题

  (一)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面临较大挑战

  一是社区基层力量不足。全市社区共有专职工作人员约6000人,平均每个社区不足10人,如鄞州区日丽社区有住户930户2000余人,仅有居委会工作人员6人。社区行政化倾向日益严重,平时要承担治安、计生管理、特殊人群服务及网格管理等工作,人员安排捉襟见肘,包片联户工作难以真正有效落实,导致一些治理风险隐患、群众矛盾纠纷无法预知、提前介入。

  二是社区“人户分离”现象严重。受拆迁、子女教育、外来人口等因素影响,城区社区人户分离现象较为普遍,人户一致率不足40%,社区对辖区人口底数不清,情况不明,易造成管理服务混乱,甚至出现双重管理或无人管理的情况。“人户分离”不但削弱户籍管理的服务功能,而且不利于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不利于预防、控制、发现、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二)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能力短板较为明显

  一是矛盾纠纷发现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工作覆盖有盲区,触角不敏感,各条线、各层级平台信息不互通、碎片化。特别是一些矛盾纠纷产生后,当事人不愿公之于众,各地各部门也未有效发现或未引起警觉,小纠纷易酿成大冲突甚至是极端事件。

  二是矛盾纠纷化解资源整合不够。目前各级各部门都有矛盾纠纷化解职责,条与条、条与块之间存在配合不紧密、工作交叉现象,参与各方的衔接、沟通和协同还不够,如警务通、城管通、民生e点通、12345等平台信息资源分布零散,化解途径和调解方式的多元化导致不同程度存在调处重大矛盾时力量资源不够集中问题。

  三是矛盾调解专业力量有待加强。目前基层调解员总体数量不够、素质还不高、经验不足。无论是人民调解还是行业调解,都缺乏专业化人才,调解员工作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

  (三)市域社会治理体制要素保障亟待加强

  一是区域部门协同治理有待强化。少数地区和部门工作理念、工作方法与社会治理新的形势要求不相适应,习惯于以老观念评价问题、老方法处理问题,各地工作推进过程成效不一。部门之间、部门与属地政府之间统筹衔接机制亟待完备,力量资源有待进一步整合,信息化建设需要继续打通卡口。

  二是人才保障机制有待加强。社会治理人才还有一定的缺口,社会治理工作者的薪资报酬、职业激励、培训考核等制度还需健全完善。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深度不足,培育、引导、推动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办法和措施仍然不足,群众自治队伍相对缺乏。

  三是治理平台化标准化建设有待提升。如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机制尚未成型、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盲区明显、“小微权力清单”“村民说事”等制度标准化建设有待加强等。

  三、提升市域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点举措

  (一)加快提升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一要加快引育人才,建设高素质社区工作者队伍。要更加关心关爱基层社区工作者,在待遇和负担上做好“加减法”。待遇上做加法,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建立等级绩效薪酬制度,提高薪酬待遇;基层负担上做减法,在社区治理中引入竞争机制,制定完善政府购买社区治理专业化服务指导目录,让更多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

  二要构建协同机制,动员各方力量参与社区治理。要加紧推进“三社联动”机制,加快培育专业化社会组织,鼓励各类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实现“1+1>2”“1+1+1>3”的效果。

  三要强化科技支撑,着力打造“现代智慧社区”。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5G、大数据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社区交通管理、物流供应、应急灾备、信息溯源、人员健康等全面数字化管理提供了可能,下一步要结合“未来社区”创建工作,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加快推进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融合发展。

  四要完善法规体系,为社区治理提供法治保障。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我国现行相关法规中针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因应机制短板,亟待完善。要探索健全完善符合宁波实际的社区治理法规规章制度等。

  (二)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要打造“村民说事”和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升级版,拓展“说、议、办、评”深度广度,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民事民评的多层次基层协商格局,完善村级小微权力运行规范。积极推动象山县“村民说事”和宁海县“36条”经验省级标准化试点建设。

  二要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向农村基层延伸,全面梳理村、乡镇(街道)、县三级办理事项,完善服务事项清单制度,优化办事流程,实现村级事项办理100%“最多跑一次”。加强农村公共法律服务,推广“公证E通”服务模式,打通群众办理公证的“最后一公里”。

  三要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实施“乡村治理+互联网”行动,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应用,加速推进乡村“雪亮工程”建设,探索“智慧村庄”建设,加快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

  四要加强乡镇(街道)行政服务中心、村级便民服务中心(站)规范化建设,优化功能布局,创新服务方式,探索移动端远程视频服务方式,使原线下办理高频办事事项实现“网上办”“掌上办”。

  (三)加强市域社会治理专业化能力建设

  一要深化保险治理模式探索。把“保险+治理”作为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创新推出医疗责任保险、巨灾保险、电梯保险、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等险种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保险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推动保险更好地服务于市域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等领域,提高社会风险隐患防范能力,降低政府社会治理成本。

  二要探索建立市域社会治理一体化指挥分析平台。以社会服务管理综合信息系统为骨干,以各区县(市)矛调中心数据平台为支点,逐步整合警务通、城管通、民生e点通、12345等专项平台群众的投诉、举报信息,实现信息互通、数据共享。打破区域、层级、职能的界限,提升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处置能力,提高突发事件响应速度和处置效率。加强社会治理信息库建设,充分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智能化手段,提升风险隐患监测预警研判能力。

  三要加大社会治理专业力量保障。在矛盾纠纷调解方面,加强专、兼职调解队伍建设,增加人民调解工作指导经费,发挥“两代表一委员”、老同志、老专家的社会影响力、群众工作经验和专业优势。发展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强化主管部门行业引导,在商品房装修、汽车消费等矛盾易发领域成立专业调解委员会。

徐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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